自筹资金的意(yi)思（自筹款是什么意思）

古代施(shi)粥图

仁慈(ci)友爱，乐善好施(shi)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作为(wei)礼仪之邦，中国(guo)是世界上最早倡行慈善事业的国(guo)家。尊老爱幼，扶贫济(ji)困，已经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道(dao)德规范。翻开历史的书页，讲仁(ren)义，行仁政，慈悲之(zhi)心，自古有之。

中国很早就有关于(yu)慈善的概念，在古代传(chuan)统典籍中，“慈(ci)”与“善”二词(ci)最初是分开使用的。“慈”，多为爱(ai)心之意，《左传》云：“慈者(zhe)爱、出于心，恩被于物也。”“善”，本意吉祥(xiang)、美好，《解字说文》曰：“善(shan)，吉也”。

先秦诸子百家，对慈(ci)善的阐释各不相同(tong)。孔子倡导“仁爱”，从人的良心(xin)和依存关系出发，“仁”的核心就是“爱人”。不是只爱宗族(zu)血缘内的成员，而是要推及其它社(she)会成员，即“泛(fan)爱众”。它要求人们(men)相互关心、相互帮助，构建(jian)大同社会，“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(suo)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(du)废疾者皆有所养”。

孟子提出了“仁术”，宣扬一种“恻隐(yin)之心”，自然而然、无功利性(xing)，这是行“仁政”之始，也是人们从(cong)事慈善行动的共同价(jia)值理念。恻隐之心越强，慈(ci)善动机越强。人与人之间(jian)，要“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，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(wu)幼，以及人之幼”。

在老子看来(lai)，“道”可以惩恶扬善，使善人享福，恶人遭殃。他的“善恶(e)报应”观点，认为应(ying)当遵守“道”的律令，人人向善(shan)，善待芸芸众生。

墨子主(zhu)张“兼爱”思想(xiang)。倡导以强扶弱、以富济贫(pin)，有能力者应当多爱护、帮助别人，多(duo)做利人利己的事情，从而形成(cheng)“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(fen)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”的(de)社会。

苟子则提出(chu)，人只有团结互助，才有力量战胜自(zi)然，生生不息。

这些思想，表述不一(yi)，内核相通，济世利民、弘扬人道(dao)主义精神的准则，深刻影响了中(zhong)国古代的慈善事业。而佛教传入中国(guo)以后，宣扬“行善得报”的思想，主张慈悲为怀、多行善举，进一步激(ji)发了人们的善行意愿。

其实早在原始社会(hui)，人类氏族中间，“慈善”已经(jing)开始萌芽。那时候，族人们的相处模式，是所有成员(yuan)一视同仁，不分男女，每人平均分(fen)配猎物。

即便没有参与劳动的老幼病残(can)，也能分到一些食物和(he)御寒的皮张。这种平等互助的(de)社会生活，蕴含了人类最(zui)朴素久远的道德观念。

西(xi)周时期，据《周(zhou)礼》记载，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，专门设立了地官司徒一职。这个职位是用来帮助统治者(zhe)，教化国民、安定天下的，相当于现(xian)在的民政部长。

具体工(gong)作有六大项，即慈幼、养老、赈穷、恤(xu)贫、宽疾、安富，也就是关爱幼童(tong)、赡养老人、救济穷困、抚恤贫苦、优待残(can)疾、安抚富人。可以看出，当时的慈(ci)善事业是国家层面的。

如(ru)果遇到灾荒，有另一(yi)种社会救济手段，被称为“荒(huang)政”。此外，周王室还制定了“养疾之(zhi)政”，即有专门的医生(sheng)来医治患病的百姓。同时，依(yi)据老人的不同年(nian)龄和健康状况，会分配不同的饮(yin)食和生活护理。
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各诸侯国依然十分重视慈善工作。比如设立了“平籴法”，即丰年政府(fu)收购多余的粮食，灾年按歉收的程(cheng)度，拿出粮食平价卖给百姓。国家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，赡养(yang)70岁以上的老人。据《左传》记载(zai)，每次发生天灾的时候，吴王阖(he)闾都会亲临灾区，安抚民众，资助孤寡贫困。

作为个体的(de)“善人”，也会在路上支锅、架火(huo)、煮粥，发放给饥民，即(ji)所谓的“施粥”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中，就(jiu)记载了卫国大夫公叔文子熬粥(zhou)济灾民，卫灵公予(yu)以表彰的故事。施粥这一简单有效的形(xing)式，作为政府最常用的赈灾手段，被(bei)历代继承了下来。

先(xian)秦时期的慈善事业(ye)，单纯依靠政府和少量个体，并没有(you)形成专门的组织。

西汉独尊儒术之后，儒家的仁爱思(si)想深入人心。在国家的(de)鼓励之下，慈善活(huo)动在民间真正推广开(kai)来。于是，出现了(le)一些大慈善家，比如汉宣帝时期的黄霸(ba)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(xing)代表。他在扬州(zhou)任职的时候，除了公务以外(wai)，其他时间都用来组织人员养殖家禽(qin)和牲畜，待到出栏时就分给(gei)穷苦的乡亲。在泉州任太守的时候，更是经常忙于慈善活动。

当时，许多游侠也参与了其中，他(ta)们行侠仗义，散财济贫。涌现出了剧孟(meng)、郭解、原涉这样的人(ren)物，深受世人称颂。

到了东汉，佛教的传入对慈善事业的发(fa)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慈(ci)善第一次有了清晰的文化理念，佛教倡导的“福报”、“悲田(tian)”观念，对一些富人产生了极(ji)大的吸引力。

佛教寺院，成为(wei)了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组织(zhi)。出家人是慈善领域最热心的群体，他(ta)们通过社会捐助(zhu)和施舍，拥有了雄厚(hou)的资金，开展了济贫、赈灾、医疗(liao)、戒杀一系列慈善活动。太平(ping)道、五斗米道等道(dao)教派系，同样介入到了慈善事(shi)业当中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得(de)到迅猛的发展，佛家的慈善活动(dong)更加盛行。随着寺院的扩张(zhang)，民间慈善团体日益活跃，参与其中(zhong)的既有王公贵族，也有平民百姓(xing)。一些人显然并不满足于临时性的施(shi)舍，他们开始尝试将慈善作为常规(gui)性的工作，南朝齐竟(jing)陵王萧子良就是一个(ge)代表。

萧子(zi)良和南齐文惠皇太子萧长懋(mao)，两人都崇信佛教，他们共同(tong)创办了“六疾馆”，专门收容贫穷(qiong)的病患。这是中国最早的私人慈善机(ji)构，拥有固定的场所，配(pei)置了专门的人员。受它的影响(xiang)，类似的慈善机构陆续(xu)建立了起来。比如“义仓”，是在灾荒(huang)年份开仓赈灾。

还有“独孤园”，是梁(liang)武帝下诏令要求京城和各郡县(xian)兴建的，专门接收无家可归的孤儿(er)，赡养孤寡老人，相当于孤儿院和(he)养老院的结合体，这是中国最早的官(guan)办慈善机构。

到了隋唐时期，社会(hui)相对稳定，人们的生活水(shui)平大幅度提高，富裕的商(shang)人多了起来，慈(ci)善家也相应增多，私人赈济(ji)活动更加频繁。

在隋朝的寺院里，建有疠人坊、安(an)乐坊、养病坊、安济坊，主要是收治(zhi)贫困病患，但是只负责看(kan)病施药，机构职能比较简单。

而唐代(dai)的寺院中间，设(she)立了固定的慈善机构“悲田养病(bing)坊”，专门为贫困患者治病施(shi)药，同时收容孤儿、孤老和流(liu)浪人员。该机构的收入，前(qian)期主要依靠寺庙的田产(chan)和信众的捐款，后来得到了(le)官方的资金支持。

尤其在武则天统治时期，悲田养病坊得到了快速(su)发展，政府不仅出(chu)钱补贴，还派出官员直接参与管理。唐玄宗时期，实行了“官置本钱收(shou)利给之”的做法，悲田养病(bing)坊有了现金流保障。随后，唐朝政府(fu)借助这一平台，将社会救助的范(fan)围扩展到了全国。

唐朝政府还将慈善(shan)行为法规化，出台了正式的法律(lu)条文，通过相关政策和律令来推(tui)行。对于社会救(jiu)助事项，有专门的指导意(yi)见。对于弱势群体，规定优先由他们(men)的近亲邻里来救助。对于老人、孤寡(gua)、残疾人和妇女(nu)，予以减免赋税。

唐末，民(min)间结社行为越来越常见，出(chu)现了“社邑”，由僧人和佛教(jiao)信徒自愿结合而成。社员之间无论是在(zai)经济上，还是在生活中，都互帮(bang)互助。特别是贫民遇到天(tian)灾人祸、生老病亡、婚(hun)丧嫁娶，都会得到社员们的资助。

宋代理学以“仁”为中心，在(zai)仁爱思想的影响下，慈善上(shang)升到了国家高度，古代官办慈善(shan)事业出现了第一个高峰。同时(shi)，也将权力下放，地方(fang)政府可以自行设立慈善机构。

在宋初，依照唐代的悲田养病坊(fang)思路，政府设立了“福田院”，面向贫困、疾患和老人，完全由官(guan)方进行管理。

在医疗方面，北(bei)宋有“安济坊”，南宋有“惠民药局”，开展义诊，提供处方(fang)，但不负责收养。

北宋时期，人民饱受战(zhan)乱之苦，有很多无人认领(ling)的尸体，或者穷苦百姓无钱丧葬(zang)，于是朝廷设立了“漏泽园”，即安(an)葬骸骨的公共墓地。这(zhe)一举措，对于卫生防疫也有(you)积极意义。社会救助事业的积极分子(zi)，曾经的宰相蔡京，最后也是葬在了(le)漏泽园。

私人慈善机构(gou)里面，比较典型(xing)的有北宋时期的“义庄”，由(you)范仲淹在苏州吴县、长州创(chuang)立，救助范围局限于宗族成员。紧接(jie)着，官绅们纷纷仿效，一时之间，义(yi)庄遍布全国各地(di)。

南宋时(shi)期的“社仓”，则是(shi)另一个名人朱熹在(zai)建宁府崇安县开办(ban)的，主要用来备荒救灾。地方政(zheng)府会拨给一定的平价粮，而后由乡绅经营管理。

南宋时期，针对流浪儿童、因(yin)家庭困难养不起的孩子，政府(fu)还开办了“慈幼局”，提供收养、食宿，免费安排入学，发放生活补贴(tie)。这是最早的官办孤儿院。后来，地方政府纷纷自行设立了“举子(zi)仓”、“婴儿局”、“及(ji)幼局”等类似机构。

其实早在北(bei)宋初年，政府就将慈善制度化和(he)规范化，例如出台了收养赤贫者的“居(ju)养法”、救助流民的“灾伤流移法”、赈养乞丐的 “惠(hui)养乞丐法”，等等。

此外，为了(le)防止慈善主管部(bu)门弄虚作假、以(yi)权谋私，国家还设(she)置了专人监察制度，定出了规章条例，对救助不力(li)、为富不仁的人员，予以刑罚。

南宋(song)后期，由于国力的衰退，官(guan)办慈善机构日益萎缩，民间慈善机构(gou)蓬勃发展了起来，乡绅富民、家庭妇女、佛道群体都参与进来，养老(lao)、扶幼、助学、助婚、施粥、施(shi)医、筑桥、修路，形式十(shi)分丰富。

进(jin)入到元代以后，国(guo)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明显不如(ru)前朝，但是在医疗和赈灾方面，政(zheng)府丝毫不含糊，因为元代是一个(ge)多灾害的时代。

官方在全国范围内设(she)立了惠民药局，向百姓提供医(yi)疗救济，并派专人进行管理，医疗救济官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。同时(shi)也依照前朝的经验(yan)，在各地设立了“常平(ping)仓”，遇上灾祸之年，为灾区百姓拨放粮食。

到了明清(qing)时期，慈善事业迎来了又一(yi)轮大发展。日益完善的慈善机构(gou), 通过开展各种活动，帮助弱势群(qun)体，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(she)会的稳定。

官办机构方面，明朝政府设(she)立了“养济院”，在各州(zhou)县均有一所。到了明末(mo)，民间慈善机构最出名的是(shi)“同善会”，最早(zao)是在河南虞城建(jian)立，主要是募集善(shan)款、提供救助，优先发给孝子、节妇(fu)、贫老、病患。并且规定不救(jiu)助四类人，即：衙门中人、僧道、屠户、败家子。后来还(hai)衍生出了“广仁会(hui)”、“同仁会”等(deng)等。

到了清(qing)代，官办和民办慈善(shan)机构都很发达，涵盖养老、慈幼、恤婺、助葬、疾病各个方面的(de)救济。参与的社(she)会阶层更加广泛，当官的捐(juan)银，士绅们捐房产，地主阶层捐田(tian)地，工商业者出资金，普通百姓捐(juan)钱出力。

民间慈善(shan)团体数量激增，并且逐渐组织化和制度(du)化。捐款开始带(dai)有强制性质，例如嘉庆年间(jian)，北京药行规定：每年正月初一要准时(shi)到指定地点交纳银钱，如果(guo)逾期不交，将罚银二两。

这一时期的“养济院”，甚至扩展到了边疆地区。《大清律例》还(hai)规定了“养济院”的救助对象，即“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，贫穷无亲属(shu)依倚”。

乾(qian)隆年间，各地方政府(fu)依靠乡绅和商人，承建了“普(pu)济堂”，专门收养60岁以上无依无(wu)靠的老人。“育婴堂”的普及率(lu)，更是仅次于“养济院(yuan)”。

此外，出现了(le)“救生会”和“义渡局(ju)”，设有专用的码头，用来打(da)捞和救济落水者。“清节堂”和“儒寡会”，是救助贞女、寡妇的(de)机构。“栖流所”，专门收留(liu)难民和流民。在沧州(zhou)，还有一个专门收养盲人(ren)的慈善机构，叫“养瞽院”。

随着会(hui)馆的兴盛，里面(mian)的慈善内容众多，主要包(bao)括助学、助丧、施医、济贫四个方面(mian)，帮助对象是同乡，带有明显的地缘色(se)彩。除了个人自愿捐资，还采取“分摊(tan)集资”和“抽取提成(cheng)”，慈善家前者是会员平摊(tan)费用，后者是根据会(hui)员收入的多少而定。

清代(dai)的粥厂也很发达(da)，从顺治七年（1650）在京设粥厂，到光绪年间(jian)，仅北京城内的粥(zhou)厂，已经达到了近50所。这(zhe)里除了煮粥济民以外(wai)，也承担日常的社会救济工作。

直到19世纪末，随着西方文(wen)化的进入，西方慈善机构(gou)在中国得到了发展，我(wo)国传统的慈善事业，开始向近代公(gong)益事业转变。

早在春秋时期，就有一个著名的慈善(shan)家，叫范蠡。他曾经帮(bang)助越王勾践复国，勾践上位以后，范蠡选择了离开。他(ta)乘一叶扁舟，化名陶朱公(gong)，辗转江湖经商。后来将赚取来的(de)巨额财富，三次裸捐给了穷(qiong)苦朋友。

东汉时期，光武帝的(de)外祖父樊重，是一名慈善(shan)大家。据《后汉书》记载(zai)，他借给贫困户的钱款，达到了(le)数百万。最让借款(kuan)人意外的是，他竟然将这些人的借(jie)债文契，全部焚毁掉了。此外，他家里还有不少的(de)“池鱼牧畜”，凡是上门来讨鱼(yu)讨牲畜的，他一概答应。

隋文帝时(shi)期，辛公义出任(ren)四川岷州刺史时，当地疫病多发，老(lao)百姓见到这些病人，都躲得远远的。辛公义见状(zhuang)，决定用实际行动作出榜样。在疫情(qing)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命人将病人抬(tai)到自己家中，然后亲自照料。

当时抬过来的有(you)数百人，家里的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(le)，辛公义一点怨言(yan)都没有。他还把所得(de)的薪俸都用来买药，最后病人全部痊愈(yu)。他的这一举动，彻底扭(niu)转了当地人对病人的态度。

北宋宋徽宗年间，有名(ming)的慈善家大峰和尚，从福建来到广东潮(chao)阳。他本身并不富裕，但是依然自(zi)筹资金，修建和平桥(qiao)。历时十二载，到南宋初年才建成(cheng)。当地百姓为了(le)纪念他的功绩，在(zai)桥边修建了“报德堂”。

苏东坡在密州(zhou)时，获得了一些有用的药方，他将(jiang)这些方子悉数张贴了出来，供百姓使(shi)用。到黄州后，他得知这里有个习俗：只养二男一女，过了就要(yao)杀掉。于是他成立了“救儿会”，走访(fang)各地的贫苦妇女，只(zhi)要答应养育婴儿，就予以粮食(shi)、衣物和金钱支持。

在担任(ren)杭州太守时，苏东坡建立了一(yi)所名为“安乐”的病坊，后来改名“安济坊”，上有“医院”二(er)字，这是中国有据可考的最早的“医院(yuan)”名称。无论是贫病，还是老迈、残疾，都可以在这里(li)得到免费医治。在他任上，这里医治的(de)病患达千人之多。

明代思想家袁黄(huang)，写了一本劝人为善的书(shu)，叫《了凡四训》。该书自(zi)问世以来备受推(tui)崇，被称赞为积德行(xing)善、改造命运的典范。袁黄的(de)劝善思想，对后世慈善(shan)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(ying)响。

袁家世代行医(yi)，袁黄在医学上很有天(tian)赋。医者仁心，他本人也是一位(wei)大善人。在宝坻县(xian)当县长时，袁黄两袖清风，体恤百姓(xing)。当时常有洪灾发生，他带领民众兴修(xiu)水利，抵挡水患，并且组织百姓种(zhong)植柳树，巩固堤防。同时(shi)，还鼓励发展农业，免除(chu)百姓的种种杂役。虽然平时生活(huo)十分俭朴，他依然常常阶(jie)接济穷人。

清代书画家郑板(ban)桥，为官以后，原本困窘的生活得(de)到了改善。但是他并未将所得俸禄(lu)留作家用，而是捐献了出来。他(ta)详细列出了族人、同(tong)学和乡邻的名单，让堂弟帮(bang)忙把钱财全部分完(wan)。即便到了晚年，归老躬耕，只要遇到(dao)乡间的贫民，他还是会很自然地予(yu)以救助。

另一位慈(ci)善家曾国藩，效(xiao)仿朱熹的做法，在家乡建立了社仓。先是由自己捐谷20石，然后每年(nian)额外增加，同时发动周边的富(fu)人一起捐粮。尤其是在遇到天(tian)灾的年份，这种方式极大地(di)帮助了当地的穷苦百姓。

纵观古代慈善事业的(de)历程，国家救助一(yi)直是主力军。中央集权的国家性(xing)质、儒家文化思想(xiang)为指导，决定了慈善救济主要由(you)政府来承担。民(min)间慈善机构，则起到了很好的辅助和补(bu)充作用。

古代慈善依然带有明(ming)显的人治特点，中囯文化认为爱是人的天性，各(ge)朝各代政府在推动慈善救济工作时(shi)，过度依赖君主的信仰和喜好，可以说(shuo)，皇权的意志决定(ding)了慈善事业的兴衰。

另外，古代慈善方(fang)向以养济为主，例如赈济、养恤、调粟、除害、安(an)辑、蠲缓、放贷，种种措施，都是一种消极的救助。而(er)像开办作坊、工厂、习艺所，这些授(shou)人以渔的举措，则很少见。

我国的现代慈善事业，不再局限于(yu)对困难群体的救济，也侧重于(yu)面向社会大众。它追求的是(shi)唤醒国人的文化(hua)自觉，重塑社会新风气(qi)，并且与世界先进文化保持一致。专业(ye)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，是慈善(shan)事业的新趋势。

在经济飞速发展(zhan)的当下，传承中华美德，用点滴之举(ju)，汇聚慈善薪火，让它生生不(bu)息。慈善是一种自发自觉，每(mei)个人在付出的过程中，同(tong)样能收获幸福。

作(zuo)者：我方特邀作者筱弓

参考资料：《中国慈善(shan)简史》、《中国慈善与(yu)救济》、《中国的社(she)与会》、《施善与教化：明清(qing)时期的慈善组织》、《中国古代的慈善家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