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知(zhi)识细分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，但是学(xue)科的划分却是古已有之(zhi)。中世纪晚期由于各种(zhong)壁垒的存在，学术的发展到(dao)了一个停滞的边(bian)缘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(qi)，由于地理大发现等多重因素，人(ren)们原有的宇宙观受到巨大冲(chong)击，对“智慧”的认识发(fa)生了深刻变化，求知的领域从神(shen)圣世界扩展到了(le)世俗世界。新的宇宙观消融了各种隔(ge)离墙，在原本壁垒森严的(de)不同学科之间出现了(le)相互融合和渗透的(de)局面。“全才”的大量涌现与此有着(zhe)内在关系，他们突破学科边界，拓(tuo)展知识的范围，以创新(xin)而不是修正前人的(de)研究成果为志趣，由此极大地(di)推动了学术大发展。
达芬奇(qi)设计的水车手稿
“智慧”概念(nian)内涵的变化
自古希腊(la)以来，“智慧”就被视(shi)为人所能拥有的最高程度(du)的知识，是人类追求的一种崇高理想。柏拉图称智慧为对永恒不变的理念的(de)沉思，亚里士多德把它定义为对事(shi)物第一动因的知识，奥古斯丁(ding)称之为对不可见的无穷宝库的沉思。到中世纪后期，神学使人(ren)类脱离自然，人被固定在(zai)原罪上，只能在孤独的修(xiu)炼中放弃感觉和一切有形的东西，摆脱尘世和人生的一切(qie)关系；哲学则成为(wei)了一种关于古典(dian)秩序的神学，这种(zhong)秩序本身永恒不变，十分完善，人在其中并无任何意义，只能接(jie)受一切事先的安排。这个(ge)时期最高形式的智慧是一种沉思性(xing)美德，最为人所崇尚的(de)生活是一种宗教(jiao)性的沉思生活，如阿奎那通常把(ba)智慧局限在关于精神存在的(de)知识和对上帝的沉(chen)思的范围之内，而在(zai)《神曲》中只有贝雅特丽齐可以被(bei)恰如其分地与智慧(hui)联系在一起，是她(ta)引导诗人走向沉思上帝(di)的终极快乐。
在欧洲(zhou)社会从中世纪晚期迈向早期现(xian)代的过程中，人们对智慧的认识(shi)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从崇尚沉思生活开始(shi)转向投身行动生活。这时由(you)于地理大发现、对人自身(shen)的发现等，人们认识到世界(jie)并不是遵循一种僵化的模(mo)式事先完全设计好的，而是可以通过(guo)人来改变的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塑造。人(ren)关于宇宙的观念变得无限和开放，新的哲学从人的自由、意志和活(huo)力方面对人做出解释(shi)，提出人不能在对原罪的忏悔和自责(ze)中耗费一生，而应当去过一种拥(yong)有个人尊严的行动生活。15世纪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(yi)者公开质疑沉思生活的优(you)越性，想象另一种智慧的可能性：它是伦理的而非形而上的(de)，是行动的而非沉思的。智慧被(bei)赋予了世俗含义，既可以属于修道院(yuan)和大学，也可以(yi)属于市井社会；德行(xing)比关于真理的知(zhi)识更重要，行动生活(huo)受到前所未有的(de)重视。于是，智慧(hui)以具体的方式变得世俗化(hua)，带上了一种比以往更(geng)实用的色彩，人类事务(wu)开始在其中获得一席之地(di)。
多位人文主义者对智(zhi)慧的认识渐进性(xing)地呈现出上述变化。彼得(de)拉克（FrancescoPetrarca，1304—1374）在作品中很少讨论(lun)思辨哲学、形而上学或者系统性的(de)神学，他崇尚的智慧从(cong)关于基督教原理的知识类型开始转向了(le)伦理范畴。他的早期继承者萨(sa)卢塔提（ColuccioSalutati，1331—1406）比他更明确地(di)提出：“无论是在人间，还是在(zai)天堂，行动生活在所有方面都(dou)比沉思生活更可取(qu)。”他认为人们(men)在实践中最好把自己限制(zhi)在人类事务的范围内，义不(bu)容辞地承担起对家庭、朋友和国家(jia)的基本责任，有智慧(hui)的人理应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(wu)。萨卢塔提之后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布(bu)鲁尼（LeonardoBruni，1370—1444）重构了关于(yu)智慧的思想，明确表示厌(yan)恶那些对群体毫无贡(gong)献的沉思者。他还在书中(zhong)引用西塞罗说过的一番话：就像马(ma)为了奔跑而生，牛为了犁地而生(sheng)，狗为了气味的踪迹而(er)生一样，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人(ren)是为了两件事而(er)生，这就是知和行。
智慧内涵的变化使(shi)得人们对沉思生(sheng)活的崇尚逐渐让位于世俗世界(jie)中的行动生活，这成为文艺(yi)复兴时期学科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思想来(lai)源。
艺术(shu)在西方语言里包含了技术的(de)成分。达芬奇不仅以艺术文明(ming)，更以各种科学发明傲(ao)立文艺复兴时期。
学科大融合局面的形成
伴随智慧内涵的世俗化及行(xing)动生活重要性的提升(sheng)，知识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神圣(sheng)世界，而是扩展(zhan)到了世俗世界。新的宇宙观推倒(dao)了所有的隔离墙，理性和信仰、艺术和科学、理论和实践等之间的(de)壁垒被渐次移除。首先，理性和信(xin)仰之间的界限被消除，中世纪学者虽然貌似对各种古(gu)典思想兼收并蓄，但却坚定地在理性和(he)信仰之间划出界限，相关(guan)学科的关系井然有序，各自的范围固(gu)定不变，彼此之间壁垒森严。1460年前后，费奇诺（MarsilioFicino，1433—1499）在佛罗伦萨发起了一场(chang)新柏拉图主义运动，它如燎原之火，势不可当(dang)，冲破了原有的种种藩篱。新柏(bai)拉图主义者尝试融合(he)古典和中世纪这两种彼(bi)此不同的文化世(shi)界，不仅打破了哲学、宗教和魔术之间(jian)的隔离墙，而且消融了各自内部不同(tong)派别之间的界限。
其次，艺术和科学之间(jian)的界限变得模糊。文艺复兴(xing)时期，艺术和科学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泾(jing)渭分明，而是两者相(xiang)辅相成，在一个彼(bi)此交融的前沿共同发展。这个时代艺(yi)术的繁荣至少应当部分归功(gong)于科学，而对于科学的进步，艺(yi)术同样功不可没。譬如，画家阿尔伯特(te)在关于形式的原则中(zhong)综合了艺术和科学两方面(mian)的理论，希望把人物的心灵活动(dong)展现在肢体动作(zuo)上，坚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艺(yi)术家必须全面掌握人体(ti)的各个细微之处，如果能画好这些部位(wei)，他就能给观者提(ti)供更多思考的空间(jian)。在阿尔伯特之后，达·芬奇集艺术(shu)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于一体，他让(rang)解剖服务于艺术，又让艺术服务于解剖(pou)，使解剖符合人体器官的形式及(ji)功能，因对象的(de)年龄、性别和生理条件(jian)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他的(de)做法极大地推动了解(jie)剖学的发展。
再(zai)次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(bi)垒被冲破。在中世纪(ji)，两者之间缺少互动，工程师(shi)和手工艺人的创造发明难以进入“自然(ran)哲学家”的视野，反之亦然，逻(luo)辑学家和数学家的(de)推演也不能得到实践的检验。例如，亚(ya)里士多德认为物体降落的速度与重量成(cheng)正比，12世纪时曾(ceng)有人对此产生过怀疑，但是直到16世纪才有人意识到，让(rang)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同时从塔楼上坠落(luo)，便可以对此进行检验。中世纪(ji)即便是在同一个学科领域内，理(li)论和实践之间也缺少必要(yao)的沟通渠道。比如，中世(shi)纪的天文观测和计算都精确到了(le)令人惊讶的程度，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论猜测也极具(ju)洞察力，可是没有人把两者联系(xi)起来。直到文艺复兴(xing)时期，人们才打通了实践与理论之间(jian)、以及理论内部不同分支之(zhi)间的沟通渠道。
学科之(zhi)间因“隔离墙”的消除而逐渐形成(cheng)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融(rong)合和渗透的局面(mian)。这是一种各学科(ke)之间的完满融合，是一种创造(zao)性的和谐共处。这种(zhong)局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新的学科(ke)划分初露端倪时，方告结束。
100米开朗基罗(luo)的大卫像局部
“全才”的涌现和(he)学术大发展
随着学科(ke)大融合局面的形成，文艺复兴时(shi)期特有的“全才”（l’uomouniversale）大量涌现。所谓(wei)“全才”，就是一(yi)个人表现出多种兴趣，具备多方面的才能，学习范围涵盖众(zhong)多传统意义上不同领域(yu)的学问。许多艺术家在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诗歌等每一个领域都创造出(chu)全新的完美作品，在其他方(fang)面也取得重要成就，作为人本(ben)身同样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(yin)象。他们当中有(you)的人除了自己所从事的(de)专业之外，还对广泛的心智学术问题(ti)有精深研究。以达·芬奇为例，他既是画家，又(you)是解剖学的奠基人，研究兴趣涉(she)及人体骨骼、肌肉(rou)、组织等，而这些部位当时通常被(bei)专业外科医生所忽(hu)略。他在论述为什么有必要采用(yong)图像表现的新方法(fa)时，列出理想解剖者的必(bi)备条件，指出在令人恐怖的尸体(ti)面前，他应当胃口大开、意志(zhi)坚定、无所畏惧，同时还应(ying)当有能力计算肌(ji)肉的运动，能够(gou)速写、画图以及熟练运用透视法(fa)。我们从中可见达·芬奇本人作为一名(ming)“全才”所具备的各种才能。
在心智学术方面，在(zai)意大利，同样涌现出真正出类拔萃(cui)的“全才”。但丁、马基雅维里便是典(dian)型例子。但丁是(shi)诗人、哲学家和神学家，在造型(xing)艺术上也是第一流的人(ren)才，他同时还是伟大的音乐爱好者。马基雅维里被恩格斯在《自然辩证法》中称为“政治家、历(li)史家、诗人，同时又是第一(yi)位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”。尽(jin)管布克哈特声称这类“全才”为意(yi)大利所独有，但是英国人菲利普·锡(xi)德尼（SirPhilipSidney，1554—1586）等人的(de)出现无疑使人有理由修正(zheng)其论断。锡德尼多(duo)才多艺，学识渊(yuan)博，他写下的《为诗辩护》既是一种新教诗学，又是一份人文(wen)主义宣言，不仅在文(wen)学批评史上留下划时代的足迹，而且在(zai)政治、哲学乃至在宗教史中(zhong)也占有一席之地，是一部名副其实的(de)不同学科各种思想观点荟(hui)萃的著作。
在学科大融合的文化氛围中，“全才”得以在心智上彼此(ci)激荡，相互启发。不同学(xue)科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形成团体，他(ta)们往往从其所擅长的专业领域之外(wai)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(gan)。譬如，语文学家、古文物研究(jiu)家威利巴尔德·波科海姆（WillibaldPirckheimer，1470—1530）对数学有精深的研究，在(zai)他的启发之下，画家阿尔(er)布莱希特·丢勒（AlbrechtDürer，1471—1528）开(kai)始研究阿基米德几何学，而丢勒(le)的几何com学(xue)论文又被伽利略(lue)和开普勒等人引用。再如，医学(xue)领域的天才奇洛拉莫·弗拉卡斯托罗（GirolamoFracastoro，1478—1553）是(shi)天文学家，也是文学批评家和出众的诗(shi)人，他对人的大脑及其思维过(guo)程有着独到的研究，锡德尼在(zai)《为诗辩护》中关于诗人创作过程的(de)思考，就特别得(de)益于他对人的大脑的分析。
“全才(cai)”的出现为学术大发展提供了(le)契机，最重要的标识就是(shi)有意识的创新活动。在学(xue)科大融合局面形成之前，中世纪的各种(zhong)学问都被局限在特(te)定的边界之内，在经(jing)历了许多个世纪的发(fa)展之后，它们似乎已经达到顶峰，取(qu)得新进步的可能(neng)性堪称渺茫。学科(ke)大融合及“全才”的出现使得改变这(zhe)一局面成为可能，英国卓越的“全(quan)才”弗朗西斯·培根为我们(men)提供了一个例证。他指出世界不(bu)会因人的理解有限而缩小范围，人应当(dang)使自己的理解扩大和开放，直至拥(yong)抱整个世界，“只有到那(na)时我们才不再像中了邪魔的人那样，被(bei)局限在小圆圈中不停地跳舞，我们的(de)航程和赛道将和(he)世界罗盘一样宽广”。培根声称人类所有(you)的学问都是他的研究对象，他所关注(zhu)的是把知识拓展到新的领域。在(zai)面对中世纪学术停(ting)滞的局面时，他不是谴责(ze)过去，不是查找前人(ren)的不足。他的哲(zhe)学不是“修正”（renovation），而是“创新(xin)”（innovation）。在他看(kan)来，学术的进步不(bu)在于“灌输”某种已有的学说，也不在于“延续(xu)”传统，这两种做法(fa)本身无可厚非，但都不是进步。培根把(ba)“灌输”和“延续”视为“培植”（cultivation），而不是一种(zhong)“发现”（discovery），提出学术的进步需要新的出(chu)发点、新的学术兴趣、新的研究(jiu)对象和新的研究方法。正是从这种全方(fang)位的创新中，诞生了现代科学，培根也被当之无愧地称为“现代(dai)科学之父”。
综上(shang)可见，意大利文(wen)艺复兴时期，“智慧”概念内(nei)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学(xue)科大融合的思想来(lai)源，在新的文化氛围中诞生了“全才(cai)”，他们突破了原有的边界，将人(ren)类学问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作者：何伟文 （上(shang)海交通大学英语系教授）
